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但在一個特殊的歲月里，共產黨隊伍中，卻有一位基督教牧師，入黨后仍以牧師身份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他就是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所說的“王牧師”，此人真名叫董健吾。他有一段非常重要但鮮為人知的故事。1936年初，董健吾受宋慶齡、宋子文之托，帶著國民黨謀求與共產黨談判的密信，歷盡艱辛，親赴陜北，傳達和談信息，后帶著毛澤東的回信返回上海。董健吾是自“四一二”政變后，溝通國共雙方之間聯系的一個使者，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貢獻。宋慶齡稱贊他“益國匪淺”。

        帶著宋慶齡的“護身符”送信瓦窯堡

        1935年，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主張，國民黨內部產生分化趨勢，更有不少國民黨將領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與中共建立了秘密聯系。恰在此時，親日派頭子汪精衛(wèi)遭到愛國人士的刺殺。蔣介石為國內外形勢所迫，不得不設法開通與中共直接對話的渠道，并把這一秘密使命托付給妻舅宋子文，命他多方尋找共產黨，以便早日進行國共談判。

        宋子文向來與中共無涉，接受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慶齡。她認真考慮了一下，笑著對宋子文說：“你的同學可擔此任?！薄澳膫€同學？”“董健吾牧師。”宋子文好似茅塞頓開，立即表示贊成，認為這是最好的人選。

        對宋慶齡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榮幸，一口答應了下來。當下商定，為了安全計，去陜北走一條最便捷的路線：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隴海路火車，再設法從西安赴陜北。一則可以節(jié)省時間，二則駐守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抗日呼聲甚高，估計不會難為董健吾。又商定西行期間暫用“周繼吾”的化名。為確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慶齡決定為他搞一張“護身符”——財政部的委任狀，并對他說：“這是我向子文要來的，上有國民黨南京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親筆簽寫的‘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周繼吾’的字樣。這份委任狀可以做你的護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實在有困難，可以找張學良幫助，他憤恨日本侵略，或許能助你一臂之力?！?

        有了這張委任狀，董健吾就可以以調查西北經濟的理由進入陜北蘇區(qū)。

        張學良親派私人座機將董健吾送到延安

        董健吾將密信縫在貼身的棉背心里，攜帶著簡單的行裝，匆匆上路。

        因有財政部的委任狀護身，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順利到達西安。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館，就找到了他圣約翰大學的同學、時任西安禁煙督辦的鐘可托，在鐘家住下，設法尋機北上。

        當時，陜北蘇區(qū)還處在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之中，即使是山間小道，也都設了哨卡。董健吾準備冒險偷越封鎖線，不料時值三九嚴冬，一應交通，皆為阻絕，因而無法成行。他被滯留在西安40多天。

        董健吾重任在身，雖有老同學熱情款待，仍覺如坐針氈。40多天來，老天依舊雪飄冰封，不見任何轉機。焦急萬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鐘可托與張學良有交往，張學良曾數次在鐘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機會與共產黨商討一致抗日的主張，愿移樽就教，與中共負責人面議國事。從這一信息中，董健吾確認張學良有聯共的誠意，遂下決心請鐘可托引見，以財政部特派員的身份謁見張學良。

        見面后，他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和對黨的事業(yè)的無限忠誠，兼以布道牧師的全副辯才，鎮(zhèn)定而從容地將天下大勢從國內講到國外，從國民政府的抗戰(zhàn)義務講到共產黨、紅軍的抗戰(zhàn)誠意，一席發(fā)之于情、歸之于理的談話不能不打動本來就苦于代蔣介石背著“不抵抗將軍”罵名的張學良。而今得知蔣介石竟也萌生聯共抗日之念，張學良不能不喜出望外，當即表示：“我張學良愛國之心未泯，只要為了抗日，有求必應?！?

        雖說董健吾帶著宋慶齡的密信，又有財政部特派員的委任狀，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懷疑，但張學良仍非常謹慎地用密電向南京方面詢問此事。結果，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負有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系的使命。

        張學良又用電臺與瓦窯堡聯系，那里的回電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請張學良提供方便，幫助此人前往瓦窯堡。這位牧師居然在南京和瓦窯堡兩方面都得到認可，張學良不能不對他另眼相看。于是，張學良一面將董健吾與張子華奉為上賓，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張揚：這兩位貴賓是南京來的。這一招果然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蔣系特務一直被蒙在鼓里。

        2月21日，張學良派出私人座機將董健吾和張子華送至當時還是東北軍轄下的膚施(今延安)。在機場，他托請董健吾帶一封信給毛澤東，向中共表達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膚施距瓦窯堡還有200里路程。在張學良騎兵連的護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交加的泥濘中艱難跋涉了6天，終于到達瓦窯堡。

        密使勝利從延安歸去復命

        在瓦窯堡，他們受到李維漢、袁國平、吳亮平等人的歡迎。

        當時，毛澤東與彭德懷等正率紅軍渡過黃河東征，駐扎在山西石樓。董健吾將宋慶齡的密信和張學良的信親手交給秦邦憲，要求轉呈毛澤東，并詳細匯報了張學良的情況，轉達了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意愿。他和張子華一起匯報說：他們此行的主要策劃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實際負責的是CC系的曾養(yǎng)甫及其背后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他們還介紹了南京國民黨內部分化的情況。

        秦邦憲等對董健吾的匯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不時地向他提出各種有關問題。匯報結束后，秦邦憲陪同董健吾前往由關帝廟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當天，秦邦憲即致電張聞天、毛澤東等，報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紹董健吾的黨內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隊員”，“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約十余人?！?

        3月2日，張聞天、毛澤東電邀周恩來、秦邦憲與董健吾、張子華等人，同去山西石樓，共同討論與國民黨談判問題。張子華應邀去了山西，但董健吾考慮到離滬已有數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慮，希望盡快回滬復命。3月4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來電。電文云：

        “博古同志轉周繼吾兄：(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復命回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zhàn)，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边@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國民黨提出聯合抗日的具體談判條件，為日后的談判奠定了基礎。

        秦邦憲將電報交給董健吾，要他確保安全，迅速送達，并請向宋慶齡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塊江西鑄造的刻有斧頭鐮刀的銀幣和一套蘇區(qū)的布幣，請董健吾轉交宋慶齡。送給董健吾的，則是80余冊《奮斗》月刊。

        3月5日，秦邦憲等將董健吾送至城外，握手作別。董健吾仍按原路，由騎兵護送至膚施，再搭原機飛回西安。

        次日，張學良設家宴為董健吾洗塵。董健吾向他轉達了秦邦憲、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的問候，又向他深致座機接送的謝意。第三天，董健吾就乘火車東返，回滬復命。

        3月中旬，董健吾回滬當天就前往宋慶齡府邸。此時，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慶齡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毛澤東的復信。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寫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歐美派、馮玉祥派、覃振派，特別是黃埔系中之陳誠、胡宗南，須多方設法直接間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緒，即行告我”，“董牧師要他專管接洽歐美派并與我處直接聯系”，對通過董健吾這條線達成與宋孔歐美派的聯絡寄予厚望。

        在國民黨看來，張子華等都是共產黨的聯絡員，只有董健吾是代表國民黨的。所以國民黨提出的各種文件，仍交由董健吾轉給中共中央。中共的文件也通過他轉給國民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功實現，董健吾是功不可沒的。（葉介甫）

        人物簡介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與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師，后在馮玉祥部任秘書兼英文教師。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和聯絡工作。1930年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yǎng)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后通過張學良的幫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蘇聯。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延安。被稱為“紅色牧師”。（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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