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萃茂（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陽明不僅是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也是明代文學大家，他的詩文創(chuàng)作尤其是詩歌創(chuàng)作有獨特的魅力。《四庫提要》說他的詩文“為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亦自足傳世也”。即便對王陽明很反感的清代學者李光地也承認“他才高，信筆寫來，便有唐人風韻”，“陽明詩，某少時略皆成誦”。

 

　　王陽明時代的南贛，包括南安府和贛州府。南安轄有南康、上猶、大庾、崇義四縣，治所在大庾（今大余）。贛州轄有贛縣、興國、信豐、龍南、安遠、雩都（今于都）、會昌、寧都、瑞金、石城十縣，治所在贛州。王陽明在南贛期間設立新縣，疏通鹽法，行十家牌法，舉鄉(xiāng)約，立社學，修書院，對南贛社會產(chǎn)生了全面性的影響。其間，他留下了數(shù)量眾多的政治公文，也留下許多可探尋其心靈幽微與生命情懷的詩文，比如《思歸軒賦》《平茶寮碑》《贛州詩三十六首》等，這些詩文是觀察王陽明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

 

　　在王陽明的精神世界里，“致良知”絕不僅僅是為了“吾心光明”，其理論最終還要落實在治國安邦、經(jīng)世濟民的儒家理想上來。因此，王陽明在南贛時期的詩文創(chuàng)作，首先是表達了一種志士情懷，它的背后是對國事的憂患、對百姓的關愛。如《祈雨二首》其二：“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王陽明認為只有教化才能治本，只有通過“內(nèi)治”的方式才能實現(xiàn)“治”的目的，同時他也不愿因為自己的功業(yè)而封侯，只希望朝廷能夠薄斂賦稅以絕民變。

 

　　王陽明在南贛期間，針對南贛實情而提出了造福百姓的各項政策，在《疏通鹽法疏》《攻致盜賊二策疏》等上疏中提出的建設性主張對南贛社會起了重要的恢復作用。在《平茶寮碑》中，王陽明沒有宣揚自己“殺敵”的輝煌戰(zhàn)績，而是以“兵惟兇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來告示與訓誡后人。這種行為在當時的明朝官僚世界中無疑是“不合時宜”的，正是這種“不合時宜”使他受到官場的排擠，也正是這種“不合時宜”呈現(xiàn)出一位知識分子對道義的擔當。而碑上的詩句“處處山田盡人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為民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勢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礙嶺云遮。窮巢容有遭驅脅，尚恐兵鋒或濫加”，則把王陽明那種對道義的擔當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整體上看來，志士情懷在王陽明身上是占主流地位的，他有著遠大的政治志向和人生抱負，有著儒家那種“內(nèi)圣外王”的強烈追求。但是，王陽明在實際的仕途生涯和政治生活中卻經(jīng)常感受到來自黑暗官場的約束和壓迫，有時甚至是殘酷的迫害。在這種正義難伸、大道不行的政治環(huán)境中，對官場的厭倦和不滿，乃至退隱以求自保便成了應有之義。因此王陽明在南贛詩文創(chuàng)作中還傳達出他的隱逸情懷。這種情懷在他的一些自然山水詩中得到生動呈現(xiàn)，并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山水之趣。

 

　　在王陽明的一生中，自然山水對他有著重要意義，他自稱“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群……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對菊聯(lián)句序》），“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歸越詩》）。王陽明弟子欒惠等在《悼陽明先生文》中，就稱其師“風月為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在王陽明的一生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他走到哪里，無論境況多么惡劣，他都不會忘記對身邊自然山水的描摹，在南贛期間同樣如此：“山城經(jīng)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nóng)蓑。溪云曉度千峰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回軍上杭》）“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閑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jù)險，地形原不勝人和。”（《喜雨三首》之一）在這些自然山水詩作中，所描摹的大多不是名山大川與風景名勝，而是普通的山光水色與平常的田野耕作，在它們身上王陽明感受到了美妙與樂趣，他在山水自然中完全放松了自己，使自己能在自然世界中聆聽到心靈最直接的呼喚。

 

　　與詩歌作品中歸隱情懷的文學書寫一致的是王陽明的實際行動，他多次直接上疏奏請乞休養(yǎng)病，放歸山林，如正德十年上《自劾乞休疏》《乞養(yǎng)病疏》，正德十一年上《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正德十三年上《乞休致疏》《辭免升蔭乞以原職致仕疏》，正德十四年上《乞放歸田里疏》，嘉靖元年二次疏辭封爵，嘉靖六年上《辭免重任乞恩養(yǎng)病疏》。這些奏疏大多發(fā)生在王陽明南贛期間，為什么王陽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朝廷提交“歸隱申請”？政治環(huán)境的險惡是一個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王陽明內(nèi)在價值觀念的變化，隨著王陽明心學思想的成熟，他把超越境界當作了一己生命的根本價值取向之一，從而賦予了自我生命更豐富更多向度的內(nèi)涵。而王陽明對隱逸思想的全面闡釋在《思歸軒賦》中得到集中體現(xiàn)。王陽明寫作《思歸軒賦》，是在他平定宸濠之變后，遭遇嫉功陷害的嚴峻考驗之時。因此，《思歸軒賦》可以真實地反映當時王陽明“思歸”的心態(tài)及其對歸隱的認識。全賦借門人之口及王陽明自己的回應，全面論述了歸隱的幾種形態(tài)和目的：一種是退而自保自適，即所謂“退身以全節(jié)”，“斂德以亨道”，“怡神養(yǎng)性以游于造物”；一種是歸隱以授徒講學，即賦中所謂孔子的“在陳之懷”；一種是通過歸隱講學等方式求道以救世，即孔子說的“隱居以求其志”。王陽明在文中表示，退身自保、自得其樂，正是他長期追求的自我人生之樂。文章呈現(xiàn)王陽明思歸的迫切之情，對思歸田園做了辯護和論證，并記載和表達了他淡處田園、講學林泉、身心靜定的孔顏之樂。

 

　　王陽明在追求超越世俗的價值取向時，并沒有放棄作為一位儒者的社會擔當，因此，他一方面以隱居講學、傳道授業(yè)的方式來擔負自己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他又以曠達的胸襟、不顧得失的心態(tài)，為救世濟民而義無反顧。比如其詩作《啾啾吟》：“智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判天之下非人謀。智者因咽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須用髑髏。東家老翁畏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首。西家兒童不畏虎，執(zhí)芊驅虎如驅牛。人生達命自灑落，避讒憂毀徒啾啾。”詩歌以敘事的方式講述一個頗具意味的故事：東家老翁防虎患，東防西防還是被老虎吞噬；西家兒童不畏虎，反而執(zhí)竿驅虎如驅牛。由此來告訴世人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大可不必為外界的褒貶毀譽而歡愉或煩惱，只要懷達觀之心面對人生，只要聽從良知的召喚去為人處世，就可以無往而不適。

 

　　王陽明南贛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管是詩歌還是散文，都可以說是他心學思想的藝術呈現(xiàn)，反映了他南贛期間的心路歷程與精神世界。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面對苦難與憂患的勇氣和力量，也可以感受到他脫盡世俗之氣的超越灑脫與光明俊偉，蘊含著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氣象。

 

　　《光明日報》（2018年12月24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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