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286年偉大的思想家兼文學家的莊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偉大的文學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誕生，中間整整相隔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時間長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兩端，分別矗立著輝映中華文明乃至整個世界文明的兩座摩天燈塔——兩位世界級的文化巨匠。他們分別以其哲學名著《南華經》（《莊子》）和文學名著《紅樓夢》，卓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輝映千秋萬世。

　　曹雪芹生當所謂“康乾盛世”，距今不過二三百年，其活動范圍也只有南京、北京兩地，可留存下來的文獻資料卻少得出奇，以至于連本人的字、號、生卒年、有關行跡及住所、葬地都存在著爭議，這倒和兩千多年前的莊子十分相像。而且，從已知的有限記載中得知，他的身世、出處、閱歷，特別是思想追求、精神境界，也和莊子有許多相似之處——

　　兩千年的守望

　　曹雪芹雕塑

　　莊子為宋國沒落貴族的后代，曹雪芹也出身于沒落的貴族。他的祖上是一個百年望族，屬于大官僚地主家庭。十三歲之前，作為豪門公子，過著錦衣紈绔、飫甘饜肥的生活；由于父親被革職抄家，家道中落，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移居北京后，成為普通貧民，飽經滄桑巨變，備嘗世態(tài)炎涼之酸苦。

　　他與莊子一樣，天分極高，自幼都曾受到系統(tǒng)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飽讀詩書，胸藏錦繡；又都做過短時期的下層職員：莊子為漆園吏，雪芹做內務府筆帖式。莊子憑借編織草鞋和漁釣以維持生活，雪芹則是靠著出售書畫和扎繪風箏賺取收入。這樣，他們便都有機會了解底層社會，包括一些拒不出仕的畸人、隱者。

　　曹雪芹厭惡八股文，絕意仕進，他和莊子一樣，以極度的清醒，自甘清貧，逍遙于政治泥淖之外。乾隆年間，朝廷擬在紫光閣為功臣繪像，詔令地方大員物色畫家。江南總督尹繼善推薦雪芹充當供奉，兼任畫手，不料雪芹卻未予接受。拒絕的原因，他沒有直說，想來大概是：當年莊子為了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的價值觀，卻楚王之聘，不做“犧牛”；我也不會在那“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的龍樓鳳閣中，做個筆墨奴才，給那些烏七八糟的什么“功臣”畫影圖形，既無趣，又可怕。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杜甫詩句）莊子如果地下有知，當會掀髯笑慰：兩千年的期待，終于又覓得一個知音。

　　二

　　曹雪芹一度在右翼宗學擔任教職，得以結識清宗室的一些王孫公子，如敦敏、敦誠兄弟與福彭等。他們親炙了雪芹的高尚品格與淵博學識，都從心眼里敬服他。爾后，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過著著書、賣畫、揮毫、唱和的隱居生活。其間，除了敦氏兄弟常相過從之外，還有一位張宜泉與雪芹意氣相投。

　　二敦一張在題詩、贈詩、和詩中，真實地反映出雪芹貧寒困頓的隱逸生涯、超邁群倫的蓋世才華和縱情不羈的自由心性。詩人“立象以盡意”，驅遣了“野浦”“野鶴”“野心”這三種頗能反映本質的意象：

　　“野浦凍云深，柴扉晚煙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敦敏在這首《訪曹雪芹不值》的小詩中，形象地描繪了雪芹居處的落寞、清幽、蕭索，可說是凄神寒骨。敦誠在《贈曹雪芹》詩中，亦有“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之句。先說生活條件艱苦，后講繁華如夢，世態(tài)炎涼。

　　再說“野鶴”。敦敏寫過一首七律，題為《芹圃曹君沾別來已一載余矣，偶過明君琳養(yǎng)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因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首聯與尾聯云：“可知野鶴在雞群，隔院驚呼意倍殷”；“忽漫相逢頻把袂，年來聚散感浮云”。此前一年多時間，雪芹曾有金陵訪舊之行，現在歸來，與敦敏相遇于友人明琳的養(yǎng)石軒中。詩中狀寫了別后聚首、把袂言歡的情景。“野鶴在雞群”，其意若曰：雪芹品才出眾，超凡獨步，有如鶴立雞群。大約就在這次聚會中，雅擅丹青的曹雪芹，乘著酒興，畫了突兀奇峭的石頭，以寄托其胸中郁塞不平之氣。敦敏當場以七絕題畫：“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張宜泉詩中的“野心”之句。詩為七律《題芹溪居士》：“愛將筆墨逞風流，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借問古來誰得似？野心應被白云留。”核心在后四句。紅學家蔡義江對此有詳盡的解讀：“羹調”句寫，雪芹并不羨慕李白（青蓮居士）那樣受到皇帝的寵幸。“苑召”句，寫曹雪芹善畫，但他不忘閻立本的遺誡，因而不奉苑召。《舊唐書·閻立本傳》載，唐太宗召閻立本畫鳥，閻聞召奔走流汗，俯在池邊揮筆作畫，看看座客，覺得慚愧，回來即告誡兒子：“勿習此末技。”野心，謂不受封建禮法拘束的山野人之心。

　　綜觀曹雪芹的一生，以貧窮潦倒、維持最低標準的生存狀態(tài)為代價，換取人格上的自由獨立，保持自我的尊嚴；營造一種詩性的寬松、澹定的心態(tài)，祛除一切形器之累，從而獲得一種超然物外的陶醉感與輕松感。這一切，都與莊子相類似。

　　三

　　針對生民處于水火之境的艱難時世，魯迅先生有言：“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曹雪芹和莊子都生活在社會危機嚴重、“艱于呼吸視聽”的濁世，這樣，他們兩人便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夢境，借以消解心中的塊壘，寄托美好的愿望，展望理想的未來。

　　作為文人寫夢的始祖，莊周托出一個虛幻、美妙的“蝴蝶夢”，將現實追求不到的自由，融入物我合一的理想夢境之中；雪芹乃織夢、述夢、寫夢的集大成者，通過榮寧二府中的“浮生一夢”，把審美意識中的心理積淀，連同詩化情感、悲劇體驗、泣血生涯和盤托出，在現實之上搭建起一個以女兒為中心的悲凄、凈潔、華美的理想世界。有人統(tǒng)計，《紅樓夢》中共寫了三十二個夢，其中最典型的是寶玉夢入太虛幻境的警幻情悟，預示其看破紅塵、人生如夢的覺解。

　　《莊子》與《紅樓夢》這兩部傳世杰作，歸根結蒂，都可說是作者的“謬悠說”“荒唐言”“辛酸淚”。清末小說家劉鶚在《老殘游記·自敘》中說得好：“《莊子》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紅樓夢》應是引用《莊子》中典故、成語、詞句最多的一部作品，作者順手拈來，觸筆成妙。小說中眾多人物都喜歡《莊子》，特別是寶玉、黛玉這兩位主人公，對于這部哲學經典，已經爛熟于心，能夠隨口道出，恰當地用來表述一己的人生境界、處世態(tài)度、思想觀念、生活情趣。

　　莊子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爭取和捍衛(wèi)人的自由的思想家。而雪芹則是把自由的思想意志當作終身信條，并通過典型人物寶玉來集中闡揚這一精神意旨。寶玉堅決反對“仕途經濟”“八股科舉”“程朱理學”，無拘無束，我行我素，放縱不羈，自由任性，這樣的個性特征，顯然帶有莊子思想的影子。

　　《紅樓夢》中的《好了歌》及其解注，還有那句“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的警語和“太虛幻境”中“真假”“有無”的對聯，骨子里所反映的“萬物齊一”，一切都具有相對性與流變性的觀念，自然都和莊子的齊物論有一定的關聯。

　　四

　　曹雪芹接受莊子的影響，接受的是“一種理想人格的標本”，在吸收與接納、遞嬗與傳承的過程中，也體現了其個性化特征。比如在思想觀念方面，迥異于莊子，曹雪芹的佛禪情結、色空觀念、悲劇意識廣泛地浸染于作品之中，“家亡人散各奔騰”，“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經典表述。其成因是復雜的，大抵同曹雪芹所遭遇的殘酷的社會環(huán)境、天崩地坼般的家庭遽變，以及本人的文化背景、信仰信念，有著直接關系。即此，也充分反映了天才人物的獨創(chuàng)性與特殊性，他們是不可能“如法炮制”的，只能有一，不能有二。

　　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慨乎其言：“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莊子也好，曹雪芹也好，他們“游心于恬淡、超然之境”，在面對顛倒眾生的“心為物役”、人性“異化”的殘酷現實之時，解除名韁利鎖的心神自擾，從而以其熠熠的詩性光輝，托載著思想洞見、人生感悟、生命體驗，以凈化靈魂、澡雪精神、生發(fā)智慧、提振人心。在浩瀚無垠的文化星空中，他們是一對雙子星座，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相互守望，散發(fā)著恒久的清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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